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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医的八年
发布日期:2008-04-08 浏览次数: 字号:[ ]

    “文革”后,三院各科室都忙于“文革”破坏的修复。运动医学研究所刚刚恢复,研究所的骨干高云秋,陈吉棣都刚刚由甘肃调回来。

    1979年,左奇院长找我,要调我当三院的副院长,主管科研。多数三院的科室领导都劝我不要干,“文革的教训太多了,还当领导!”,但是我同意了。为什么?当时我想“文革”的经验是什么?是1)没有党组织,挨斗!2)没有四个现代化,过一个月半两油的生活,共产党就要垮台!为此这个副院长我干了。就这样19791983年我好好兼职干了四年三院的副院长。

    1983年让我到北医当院长的消息,在三院当时有传闻。自己不想干,但又找不到推脱的办法。19832月,卫生部找我谈话,我想一定是征求我的意见,正好可申诉理由。“是让我做运动医学还是做北医的院长,崔月犁部长最好和体委的李梦华主任谈谈,我服从决定。”事实是不想干行政。当时接见我的卫生部的副部长谭云鹤对我说,中组部聘书已经下来了,你和我一样卷着铺盖上班去吧。宣布后,北医彭瑞骢书记也由旁门出来了,我说既然叫我做,我就是你的助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一切我听你的。1983324日北医召开了扩大的院务会议,介绍了我这个新院长。我当时说,我没有三把火,愿致力组建一个团结的班子。团结就是力量,一切工作就好办了。这一点我是做到了,吴阶平教授曾评论说,“从来就没想过,这一届有那么好的团结班子”。我是一个新手,学校的好坏主要在科室。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抓科室的发展上。我请了三王一冯(王序、王志钧、王叔咸、冯传汉教授)教授做学校的总参谋班子,每逢研究科室发展时,他们都参加,有问题时找他们出来谈,矛盾就解决了。现在三王教授都已过世,每念及他们,那么高龄还在楼梯上爬来爬去,心情十分沉重,多谢了,永远怀念你们。当我离职时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找我谈话,我汇报了这件事,陈部长说,这个办法好,这些人选,代表了你对学校的办院方向。今后你校下届的班子也应当这样办。

    我当北医的院长时,是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国家改革开发的初兴时期。学校的改革有两件大事,一是学位制(学校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二是科研经费的发放改为基金申请制。我校过去的经费基本是按本科生的在校数目拨发,科研经费很少,要搞科研都要占用本科生经费,为此经常争吵不休。这两条改革,救了命,学校有近1800名研究生,500名导师的科研力量,有近1000万 的申请科研费。学校的形势大变了。学校的发展策略决定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理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医院则“以医疗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理顺医教研的关系”。医院经教委批准,又名临床医学院。这时我的工作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搞经费,国内集中力量抓基金的申请,根据开放的政策和国外的基金委建立联系,制定人员培养的合作计划。美国中华基金会、Kollege基金会、Hope基金会等的联系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获得了大量的科研项目与基金。学校有9个学科被评为全国的重点学科,有一批学者被评为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学校的医教研蓬勃发展。一片兴旺景象。

    1985年是我校发展最重要的一年。 大事有两件,一是学校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二是我校被教委批准为重点建设大学,拨款八千八百万,建设十四个项目(如科技大楼、图书馆、博士后公寓、药学院、护理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精研所、宿舍楼等)。目标是建一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科大学,对内是医科大学的橱窗。当时批准建设的重点大学共10,其中7所为国家直接拨款(清华、北大、科大、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医科大学)3所经费自筹(师大、人大及农大)。学校的基建由魏颖副院长抓。两个基建公司同时工作,项目完成的速度,在十个大学中是最快的。医院的建设项目除科研、教学大楼属重点项目外,还另外申请了改建与新建项目。如口腔医学院新院、人民医院新院、一院的妇儿研究中心等都是在学校的75规划期间完成的。75期间国家共向北医投资了7.5个亿。自我校建校以来这样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土木建设,这是第一次,为我校的总体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到1991年我退职的那一年,国家重点项目,除动物室及临床药理楼外,大体均已结束。

    应当重点讲一下的是科技大楼的建设。它是学校本部和各医院集资,学习美国德国几所大学的模式修建的。它的管理权直属校长。学校知名的教授和专业都放在这个楼里。他们思路自主,工作自主,经费的使用自主。科研成果归原科室。张迺衡的分子生物学、韩济生的神经生理、陈慰峰的分子免疫、汤健的心纳素、李伟雄的生殖生理还有组织与器官移植,都在这个大楼里。各实验室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也规定几年不出成果的要出去。科技大楼原来的设计,在大楼的后面与之相连的是动物病房楼,有高纵的排污气设备。时过境迁,回头看这个计划是对是错,值得商榷。

    1989年“六·四”开始了。来势迅猛,很快遍及全国。当时学校的书记迫于形势,很难出面工作。校长出面已是责无旁贷。党委规定常务副院长王德炳抓业务,组织制定学校的85规划。曲绵域校长徐天民副校长抓运动。彭瑞骢书记总揽。运动中规定了总的方针是:1)保护学生;2)保护职工;3)医院的职工不许脱岗;4)医院:是伤员就得收。大风大浪中看得出“北医人”是坚强的、伟大的。医院没有人脱岗,不少人步行来上班,千方百计地收治解放军伤员,隐蔽保护,安全转移。事实证明学校规定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保护了学生,保护了教工,学校的实验室工作没有停顿。但不幸的是有两名学生误伤丧命。风波后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医教研工作。“六·四”风波中,西方国家恶意宣传,我校和国外基金会的关系完全中断。之后,第一个来中国探信的是中华基金会(CMB)的主任Sawyer,他在协和医院召开了过去他资助过的学校的校长会。我们说医生看病问完病例后还要检查,之后才能下诊断。你最好到学校看看。Sawyer到我们学校来了,见了他要见的教授和主任。组织了研究生座谈会,韩启德也参加了,他英文好颇受Sawyer的赞赏。之后,我校与中华基金会的关系恢复了,又新增加了近百万美元的新资助。Sawyer在美国成了我们的宣传员。因为我们毫不隐瞒地对他说了真话,他在中国又看见了。我和Sawyer成了最好的朋友。经验是交友要心诚。

    “六·四”后教委又叫我在校长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到1991年。衷心感谢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志。

                        (作者:曲绵域 1983年至1991年间任原北京医学院院长、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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