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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的北医情结
发布日期:2008-04-09 浏览次数: 字号:[ ]

    接到宣传部关于北医九十五周年庆典的约稿信,心里真的是诚惶诚恐。尽管工作非常繁忙,尽管思绪非常混乱,尽管我知道自己一腔热情想表达内心的感激与感恩,但还是苦于笔拙辞乏,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待稍微平静之后,梳理历程,恍然发现时光的飞速,转眼24年就过去啦。
    

    自从24年前我从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医工作,我就融入了北医这个大家庭。24年,北医对于我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字可以表达的范围。对北医那份深深的爱,已经植根于我的内心,对北医那份浓浓的情,更可以随时发散到我的每一根神经,因为我和北医早已是密不可分。
   

    在北医的24年,是我自己从懵懂到成熟的24年,也是亲眼目睹北医飞速发展的24年。从1983年到现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程的飞跃期,从体制变化和社会转型,人们从思想观念以及生活状态等等一系列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北医也在同期进程中,变化着,进步着,发展着。这种变化、进步和发展,使每一个生活、工作其中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会。我在这个阶段,先后从事多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众多层面的北医人,与他们的相识相知,让我一生受益无穷,也让我对北医的理解更加透彻,对北医的感情日益加深。
   

    记得我拿到毕业分配的通知书时,打开一看:北京医学院,德育教研室。因为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北医第一次从文科学校招收了五名毕业生来做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石敬慈、王鹿、祝明、李维娜和我进入了北医。而北医本校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工作的7778级学生,都必须是班里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或是党支部书记,他们从学习成绩到思想政治在当时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记得有江航(现在美国)、杨丽君(现在美国)、李立明(现任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林慧青(现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李青(现在美国)、郭岩(现任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区官员)、吕兆丰(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廖青平(现任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徐韬(现在美国)、王银叶(现在药学院的教授)霍知明(现在英国)、张抗(现在美国)、刘亚南(现在美国)等等。
   

    一下子和这么多出色的医药卫生领域的毕业生成为了同事,对于我真的是非常荣幸,他们有的学基础医学、有的学临床医学、有的学口腔医学、有的学公共卫生、还有的是学药学的等等,我们经历各异,思维不同,但是却在同样一个平台上——德育和思想政治领域,开始了共同的工作。我也是从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往和工作中,开始了对北医和北医人的解读。这是我在北医工作期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纯洁而富有激情。大家都是同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心无芥蒂的相处。兴趣爱好虽然各异,彼此之间却很好沟通。我们五个人中,有两个学哲学,一个学政治经济学,一个学中文,我是学历史的。因为是做学生辅导员工作,我们回家很晚或是就住在学生宿舍里,所以,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们听学医人讲医学方面的知识,而我们中的人,会采取另外的形式,介绍许多和文科相关的知识,比如,祝明给我们介绍如何欣赏交响音乐,连续几讲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我们还在一起共同学习英语,很多人都是想在适当的时机去考研究生所以提前做准备。那段时光,真的是快乐而又无忧无虑。我们慢慢地从相互的话语中,彼此了解了人文与医学领域里的不同学科。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学生口工作培养的这种真诚率直的性格一直保持至今,而且这种性格一直得到我周围同事的呵护与宽容。
   

    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一到两个班级,因为我们辅导员之间的友好交流,有时候在工作中也不是那么界线分明,常常会相互帮忙,因而又认识了我们彼此各自所带班级的其他学生。像医疗系整个83级学生,曾经有一度我可以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是应学生的要求,我和施天明老师才明确分开各自分管两个班级。去年,80级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的学生举办返校庆祝毕业20年的活动,许多学生都把我们当成共同的老师。
  

    除了临床医学80级和83级的学生外,后来我到学校团委工作又认识和结交了81828485临床医学的许多学生。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许多人,也从特定历史时期的老师和学生成为了日后私交甚好的朋友,当然更多的是成为共同为北医的建设、发展、壮大及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体会到北医学生的优秀,就是从他们十八、九岁进入北医读书开始的。一直看着他们从祖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北医,既有毛手毛脚,也有中规中矩;既有内向沉稳,也有活泼张扬;在北医校园里进行了六年、五年的本科教育,又接着读完了硕士博士,最后一个个都成为说话严谨、办事务实、仁术仁心、让人敬重信任的大夫。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从他们身上我学到许多质朴、谦和的东西。
  

    当时从事学生系统工作是有年龄限制的,超过了二十八岁,就要开始转岗。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来到北医的校刊编辑部做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尽管并没有从事我所学的历史专业的研究,但总算是和自己所学有相近的地方,终于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了。
  

    1986年到1993年,离开了亲如兄弟姐妹的学生口工作环境,开始了单打独挑的个人奋斗。因为,文章的水平高低以及是否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必须是要靠自己去书写和编辑的。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怎样去工作、学习。记得第一次排版,孙敬尧老师给了我一张全是小小圆圈的纸说:“这是一张版样纸,排满是四千字,除了标题外,大概可以容纳三千字左右。你审阅稿件要数数字,差不多就把这些稿排上去,可以横排也可以竖排,但是现在人们一般不习惯竖版,只是让版面好看或是活起来,偶而用竖版”,说完他就做自己的事情了。当时校刊是两个人一组负责一期报纸的采写、编辑、排版、印制和发行,我就一些具体的细节询问小齐(齐长虹),她很耐心地告诉我,一般一个版面,有两千五百字左右就行了,因为有标题占用空间,还可以做一些插花做一些版面的点缀。小齐讲的这些对于初入此道的我帮助非常大,因为第一次排版,我几乎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也没有排好,还是同事帮助调整的。但很快,我就入道了,对学校报纸编辑的所有功能,都有了详细的了解。我们学校的这张小小报纸,只用四个人,就完成和各大报纸几乎相同的工种和程序,当时感觉到很费脑力和体力,还有些麻烦。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锻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多面手的锤炼,一直对我今天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要从撰写稿件开始,就必须下基层了解;我要编辑别人的文章,就需要反复推敲、修改(还要不违背作者的原意)和理解;然后我要把一打打的稿纸文字画到版样纸上,再送到印厂看工人排成铅版,最后上到印刷机印刷成为一张张报纸;最后我要数成一份一份地分发到各学院、医院和各个单位。通过这样一张报纸,我接触到的有不同层面的领导、各个学科的教授、学者、各类学生、普通工作人员和工人等等,人群跨度大,工作性质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对我理解不同人群在北医工作的状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是独立工作,独立思考,所以这一段时期,是我全身心了解北医、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阶段。我常常查阅资料、挑灯夜战,通过我的理解和体会,用笔去书写许多校内新闻、校园文化、人物写实、专题报道等等文章。在采写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医学科学的许多知识,了解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熟成长的医学人的思维和品格。很多重大的事件以及优秀的北医人,让我激动其中也感动其中,采写人物、事件的同时,也是自己学习、受教育的过程,编辑老师和学生写来的文章,知道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更是自己品味、理解北医人的过程。在校刊的工作使我更加强烈地体会到北医的优秀、北医的深厚、北医的发展变化。从笔下人物和事件的报道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北医会历经数十年依然生生不息、日益壮大,他们对北医那份深厚的感情也强烈地感染着我,让我这个非北医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也融入了北医这个家,以一个北医人的心情,尽情地抒写北医,讴歌北医。
   

    我在不同时期,写过许多北医人,每一个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北医发展历史:胡传揆(解放后北医第一任院长)、彭瑞骢(北医担任相当长时间的党委书记)、王志均(生理学院士)、王玉凤、马大龙等等,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不但深深打动着我,也影响着我对工作、对北医的态度。同时通过大量的采访报道,也使我这个医学的门外汉,渐渐喜欢上了医药卫生事业,了解了不少“门里”的知识,从而在工作中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思索北医、服务北医。
   

    1992年北医八十年校庆,校刊编辑部承担了撰写校史和电视专题片的任务。我被抽调编写电视专题片《杏林春暖,桃李芬芳》,由此萌生了我对北医校史的浓厚兴趣。
   

    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我来到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工作,因为机构精简合并,所以我们熟称为两办。到两办工作以后,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大学校级管理者,彭瑞聰、王德炳、程伯基、徐天民、马熙允、林志彬、吕兆丰、韩启德等北医不同时代的领导。他们对医学教育、医学科研的继承、理解与传承;对在中国环境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尝试和努力(在北医第七次党代会上就明确提出这个目标);在做人做事等各个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引导。
   

    这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逐步完成了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变。而高校这块领地,既是最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引领者,同时也是思想最顽固保守的领地。因为大学特定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氛围,因为大学特定的相对自我、封闭、固化的体系,因而在转型时期的大学建设过程中,矛盾聚集,积怨甚多,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中,难免触及个人利益和部门的利益,对新事物的理解又有着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不同观点和不同价值观的解读,人们很难把自己的个人因素与好恶同工作角色、岗位分开,人们也常常按照自己的情绪去衡量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等等。社会转型时的思想变化,冲击着每一个人,因此,这个阶段的综合协调工作相当的难。每推进一件事情,调整一个干部,都会产生各种各样、随心所欲的个人评论。在两办工作真的是如履薄冰,除了工作能力外,如果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是很难胜任的。这个期间对我的锻炼最大,让我从医学院校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到微观、从全局到局部去思考不同的工作方式方法所产生的结果,进而掌握从大局角度上的综合协调能力。与此同时,复杂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工作岗位,还锻炼了我忍辱负重的品格,也激发了我对不同体制所产生的工作制度、工作程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进行分析、研究与关注。用历史学的观点,去看体制变换更替的时期社会产生的变化对人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今天的巨变,让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自我宣泄的方式和程度。
   

    这个时期对我产生关键影响的是两次短期的进修学习。一次是在1997年到1998年,学校送我去美国Emory大学做管理方面的访问学者。第二次是20023月,到北大法学院听课学习。对于北医来讲,送管理人员出国进修学习半年以上的始于1987年,随后有许多管理人员被送往国外。但我是第一个真正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管理部门学习、工作了半年多。当时的Emory大学校长在我报到后会见我时说:从中国来的学者很多,但是到我们这里了解大学管理的很少见,希望你能有收获。在美国的学习,让我静心去了解大学的本质和对比中美大学的不同,真正一流的大学,在其本质上都是非常一致的:传道、授业、解惑。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与创新,永远是大学的核心。所有围绕着大学的各种各样的管理和保障体系,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的轨道,都不应该超越大学的本质而自成体系。回国后,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用这样的理念体现在管理工作中,去影响着其他人。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建设北医使之完美与强大。
  

    20023月到5月,我在北大法学院听课,要不是北医九十年的庆典工作需要,我是可以坚持一年听完法律的基础课程的。也正是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和思考,使得我对法律的问题和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并结合自己学习历史的体会运用到工作实际中,有了不同的感觉。在纷乱如麻的各种矛盾中,如何去协调、解决问题,法律成为我们必须依靠的力量。因为在社会巨大的变革中,法律成为人们约束行为,保护利益的权威,在基于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以规则的形式,构建求同存异的和谐环境。这次学习,让我在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法律的意识,融于我所有分管的工作中。
  

    在两办工作的最大收获,是我从一名思考和书写的文人,在纷繁复杂、挫折坎坷的历炼中,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管理者。在两办的几年,我感觉自己是真正的长大、成熟了,更重要的是“为北医服务”的意识更清晰,“怎样更好地为北医服务”的思路也更开阔。历代老领导身上那种视北医为家,殚精力竭为家服务的精神,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们就像标尺,一直成为我检验自己工作的度量。
  

    2002年底开始至今,我成为医学部的管理者。我分管的范围比较广:行政、审计、产业、后勤、保卫。
  

    如今我分管的各项工作,在各个部门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喜人变化:校园绿化在实践规划中,变得越来越和谐美丽;国有资源的使用有了明显的回报;走进校园,你会感觉到环境的干净有序;各级管理人员为人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我很高兴自己在这个历史悠久但又积极开放、校园不大却优秀人才汇集的中国最好的医学院校工作着、生活着。更让我自豪的是,在北医这个大的平台上,我可以把自己24年来所理解、体会、品味到的关于北医的点点滴滴,通过做好自己承担的每一项工作而更好地回馈北医。
   

    北医今年已经95岁了,我和她共同成长了24年,24年里曾经和我结伴而行的北医人不但帮助了我个人的成长、成熟,也和我一起见证了北医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目睹了北医日益为国际同行认可的逐渐强大。
  

    我不会忘记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师长:吴景春老师,她是我刚到北医工作接触的第一位校级领导。在做学生辅导员期间,她常常会来到我们各个办公室问候和观察。我们没有太多的私交,但她知道我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肯付出并且有个性的人。

    徐天民老师,无论是在学生系统还是在校刊,他都是我的主管校级领导。他是北医药学院毕业,从事管理后,学习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政治思想理论。听他的讲话,既有大气宏观的点评,又有微观细致的分析,他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一位颇有文化底蕴、最有温情的领导。
   

    孙敬尧老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最后成为高级记者和高级编辑的人。令我尊敬和佩服的是他刻苦钻研、勤学勤问、努力付出的精神和品格。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他已经接近六十岁了,依然背起照相机去现场拍照,依然用他手中的笔去亲自采访,在北医这样人才济济的校园里,他曾经两次获取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他用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得到人们的认可并获取了成功。
  

    王德炳校长,在北医建设发展变化的进程中,选拔我到两办的风口浪尖上历练,让我亲身感受到北医发展的许多重大事件,使得我面对任何环境,可以既保持自己的特性,又协调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在超强的工作任务和压力下,锻炼了自己的抗压能力。
  

    彭瑞骢老书记,可以说我在工作上没有和他有多少交往,我到两办工作时,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是在2000年北医与北大合并后,他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党员,宣传部请我帮助撰写老书记的事迹,才使我有机会从一个角度走进他。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和我说:“你会下围棋吗?”“略知一点,下的不好。”“围棋注重的是全盘布局,有时候局部丢几个子是保全局。”那次是我唯一一次从管理者的角度听他畅谈并和他聊了很多,我对老一辈革命者非常敬重,他和我关于棋理的对话,始终萦绕在我头脑中,对我以后从事多方面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了这么多的积累和磨练,最感谢的是韩启德校长。他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把我推上北医的管理岗位,让我可以为这样好的一所大学服务。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医培养了我。我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古语说的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愿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为培养我的北医去工作、奉献;也为自己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作者:李 鹰 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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