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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接受学生的访谈,还需要很长时间…… ――北医口腔1960届校友傅民魁访谈录
发布日期:2008-04-29 浏览次数: 字号:[ ]
    傅民魁教授是我国著名、国际知名的正畸学科带头人,在全国口腔正畸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他曾任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常委、国际交流部主任,《中华口腔医学杂志》总编,现任口腔正畸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口腔学科评议组组长,亚太地区口腔正畸学会副会长,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牙科)、香港牙科学院荣誉院士,《口腔正畸学杂志》主编等,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傅教授师从我国正畸界鼻祖毛燮钧教授,从医近50载,学术硕果累累,已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135篇,出版各种专著8部,获科技成果奖21项;教学桃李满天下,已培养博士17名,硕士4名,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桃李奖”(此奖项的评选条件为在北大医学部执教40年以上、教学卓有成就者),并应邀赴美国、日本、英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代表中国专科学会作讲演20次。傅教授非常关心口腔新一代人的成长,因此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将自己从医这么多年来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了我们,希望对我们这些未来的口腔医师能有所裨益。
 
    许多人也许认为像傅教授这样的知名学者一定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家庭氛围熏陶,再加上个人的天分和努力才能有今天这般的成就。其实不然,傅教授告诉我们,他的家庭并不是特别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和他的妹妹都选择了从医,不过分别是选了西医和中医。当然,傅教授也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校、社会、家庭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对自己将来的为人处事各方面都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会遵循一定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从小就会有多么高的境界,其实做到诚实、努力、好好学习就够了。而现在到了高中,连北京市还要求学生不要打架、吐痰,这些本该是从小就进行的关于社会公德的教育现在却放在高中来要求,就有些后退了。
 
    当我们问傅老师当初选择口腔是自己的意愿还是别人的建议时,傅老师笑着告诉我们当初口腔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当时的第一志愿是医疗,但也报了口腔。因为当时北医的分数很高,如果是分到上海第一医科大学,那么可能就会上医疗系了,因为也有分数比他低的高中同学去了那里,上了医疗系。从55年上海高中毕业,到现在50多年了。初衷是留在上海,他们这一代很多人并不想来北京,但当时报的志愿很多,20多个学校,要服从分配,就像后来他们是60届大学毕业的,当时120多人无一不服从分配,这一点是在整个北医口腔系历史上最光荣的,他们班是很活跃甚至有点闹的一个班,但在毕业时却是最好分配的一个班。
 
    当初之所以没选口腔作为第一志愿是因为那时一说到口腔系,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第一反应就是看牙的,概念里看牙的好像比别人差一些似的。当医生就得要动手术,开脑子,看心脏。但实际上随着学习的深入,这些想法有它正确的方面和不正确的方面,可能有人5年后毕业时还仍抱有这种想法。像他的同学,现在许多并不从事口腔专业,至少30-40%,他们现在有当烧伤科主任,放射科主任,核医学主任,还有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当然他们中也有反回来羡慕口腔医生的,觉得口腔医学真好,当时不改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但也是当时环境决定的,有些人还没毕业就被派去搞基础研究,像钟南山,就是医疗系的,和傅教授是同一届,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快毕业时就被分去山沟里搞生物物理之类的,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后来是当了呼吸科大夫。
 
    傅教授自己是始终认为,不论做什么,不论学哪个科,总有内容可以学,而且只要自己优秀,总会成功。现在分科是很细了,像他们当初毕业时,有人首选颌面外科,基础,口腔病理,分到矫形科就不高兴,认为“蜡刀不如手术刀”,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不管你做哪科,每个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家,中国和世界都如此。像口腔颌面外科,现在出于某些客观原因,愿意去的人较少,但几年之后,如果好的专家缺乏了,也许又会重新吸引许多人才,再次辉煌。
 
    傅教授还谈起了前一阵子他在上海参加的一个座谈会,有人提出“温饱治龋病,小康要正畸”。但有些人不同意,傅教授认为这种提法尽管不很全面,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是存在一个经济基础的问题。他是从60年开始做正畸医生的,当时正畸只面对很小的一个群体,主要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子女,一些知名艺术家、体育的世界冠军。在一个群体中难免会有相互比较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领导的孩子,牙稍微不整齐些,看到身边的朋友做了矫治,自然也会要求做。现在也还是一样,在一个班里,一些同学做了正畸矫治,另一些孩子看见后也会向家长提出要求,这个专业和人群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很有关系,其实整个口腔医学专业都与之有很大相关,如果一些严重威胁生命的传染病都没有控制解决好,国家是不可能重视口腔医学事业发展的。如今生活好了,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质量,不仅要求功能,也要求美观,所以现在是有很好的机会来发展口腔学科。
 
    傅教授还非常深情地缅怀了自己的恩师毛燮钧教授。他说作为毛大夫的学生,每次接受访问他都会谈起毛大夫在治学、做人各方面对他的深远影响。毛教授是国内正畸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两次去美国,快解放时回国,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正畸科室,而且除了正畸之外,他还是口腔医学教育家,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为人相当好,在口腔界有口皆碑,无人不称赞他,能做到这点相当不容易,不只是人好的问题,学术上认真、科学、踏实,这是在整个口腔医学界大家一致公认的。许多人将口腔医生看成匠人,就会拔牙、补牙,搞正畸的就会弯钢丝,而他为口腔医学争取到了和其他医学同等的地位,也有自己的内涵。1950年他发表了两篇很重要的学术文章,一篇叫《从口腔理解大自然》,一篇叫《演化途中的人类口腔》,很早就把口腔和生物医学结合在一起,认为我们的工作、研究、教学都要与此结合起来,他真是站得相当高,看得很远,在培养后辈、自己做学术以及整个教学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一切对傅教授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和毛大夫的接触可分为两阶段:毕业前只有2、3次接触,因为作为一个学生也不可能和当时的系主任、全国知名的专家有太多接触,就是毛教授在讲演时他会提出些问题,可能会给毛大夫留下一些印象。
 
    傅教授说自己当初选择正畸也是很大程度上受了毛大夫人格魅力的吸引,让他感到这门学科是很好的。但也不是说自己选了什么就能上什么,还是要统一分配,他们当时125人只有4人留在了口腔系,其他人全分走了。然后他们这4人再分科,可能是毛大夫对他有一定印象,将他要到了正畸科。工作一年后他成为毛大夫培养出的第一个研究生。他的两位老师,毛大夫和黄金芳大夫,分别是正畸科的第一、二任正主任,傅教授是第三任。他们也是各有特色。像黄大夫,她使正畸科进入到硕士点、博士点,为正畸科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做了很大贡献。
 
    傅教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毛大夫治学方面的例子。是关于在傅教授当研究生时的第一次讲课预讲。那时正畸和修复还未分开。晚上,所有的教授、讲师全来了,三四十人,教室坐得满满的,要听他讲2个小时。现在是不可能给年轻教师这么长的时间和这样的机会来预讲了。讲之前,傅教授竭尽全力工整地写了一份讲课提纲送交毛大夫审阅。而当他从毛大夫那里拿回审阅后的稿子时发现,在当时那种又黑又薄的纸上毛大夫用削得很细的铅笔,以更加漂亮的仿宋体帮他一字一句认真地修改了讲稿。傅教授把这份原稿珍藏至今,它深刻影响着傅老师的记忆:毛大夫就是这样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相当认真仔细的人。
 
    傅民魁教授认为,作为口腔医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临床操作好,有的学生科研能力强,有很强的思维能力。作为老师对于学生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有的只是因材施教;但是傅教授同时也要求他的学生必须有很广阔的知识面,不仅仅要了解口腔医学其他领域的知识,还要关注生活中身边的各种事情,即在“博”的基础上“专”,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
 
    当我们问到傅教授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是否遇到过一些大的挫折以及如何克服时,傅教授很遗憾的说,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生命中很大一段时间都浪费掉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有近十年的时间整个荒废了。否则不敢说能有多大成就,但起码应该是能为正畸专业多做些工作的,这是他感到很可惜的。但后来又给了他机会,经过层层考试和选拔,得以去美国留学。他是自49年毛大夫之后第一个去美国学正畸的,并且是真正上大学的。他在Northwestern大学又念了一个研究生。其实是他自愿将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念下来的,因为他很想知道他们的课程和中国到底有何区别。如果只做访问学者或在实验室找个课题做,那跟念研究生就不一样了,读研究生会很辛苦,因为国家给他们的是每月四百美元生活费,还要扣除20美元的医疗保险。而念研究生是要交费的。傅大夫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被介绍到西北大学牙医学院正畸科世界著名的H. Perry教授那里,那位教授对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他也很好奇。加上他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与人相处也有一定的亲和力。那位教授问他如果他要读研究生,可以,但必须得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考试,行不行。那时傅大夫已经43岁了,而其他几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自不同国家,所以他们六个人的班是很international的。傅大夫说行,因为他觉得到那里就是学生,再难也要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傅大夫感慨说这两年对他的帮助是相当大的,经过这种完整的研究生学习,他对美国的正畸研究生培养模式有了最直观清晰的了解。众所周知,美国的正畸是最先进的,而他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带研究生了,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哪里了。我们的研究生只要分数够就能考上,导师一有什么基础课题就基本上两年都待在实验室里,没有扎实的临床训练,这是不行的。所以他回来时就将美国的这套先进的培养模式带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正畸研究生教育模式是很先进的,几乎完全和美国一样,因此正畸学科也得到了很迅速的发展。我们现在毕业的研究生临床能力绝对不比国外的差,因为有很多实践机会。当然现在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因为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别的院校已经学会了,我们不能停滞不前,要继续发展。
 
    傅大夫回忆说当时读书是很苦的,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学费都是那位教授帮他筹来的,所以没有那位教授的帮助他也是无法读完这两年的研究生课程的。好几次教授都对他说,他是国外来的学生中最好的。其实学习的过程是很艰苦的,首先是语言的问题,日常对话没什么问题,但深入的学术性的东西,学术上的讨论还是会受阻的,毕竟外语和母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深入的交流还是不行的,不要以为出去两年就什么都可以了。傅大夫说自己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一定要比其他学生强,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了,至于结果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如果他当时只在实验室里做,没有参加那个program,当然回国时也会有收获,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所以他毕业时拿到的是American Orthodontists的专科医师毕业证书,这与开业所需的license是不同的,只具备了正畸专业医师的资格,开业还得拿license。好像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中国唯一一个拿到此资格回国工作的。现在比较麻烦的是,美国正畸学会每年都会印一本册子,上面有所有具有美国正畸专业医师资格的人的名字,因为他们以为他现在正在中国从事临床工作,许多从美国回来的正畸病人都会被介绍给傅大夫,他们会告诉那些病人如何联系到他,他工作的医院在哪里。所以傅大夫觉得他在美国的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对他个人,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正畸医师培养模式的改革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下面如何紧跟世界潮流就得靠之后的这批大夫了。
 
    傅大夫说许多人在介绍他时喜欢称他是“第一个”如何如何,“开创”了什么什么,其实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他做的只是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国内,使中国正畸学科的发展能够跟上世界水平,起到的就是一种桥梁作用。总结他所做的一些工作,除了上述的引入美国先进教学理念,改革了中国正畸医师培养模式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他将X线头影测量技术引进国内,在国内最早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先进的诊断方法;第二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高效的方丝弓固定矫治技术带回国内,提供了先进的治疗技术;第三与其它单位合作,开发出了这种新技术所需的材料和设备。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因为正是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令原来需两三百美金一副的托槽降到了几十元人民币,才使得这项技术能在国内得以推广并蓬勃发展起来。另外,他还提出错he畸形是与整个口颌系统相关联的,即是形态与功能的关系。
 
    虽然傅教授现在有很多的行政工作要做,但他还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由于新知识,新技术不断的出现,完全掌握所有的知识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最起码要把握本学科的最新的发展方向,能够对新出现的知识和技术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傅大夫还将国外送给他的专业期刊都送给了图书馆,之前刚送去一本澳大利亚的,一本德国的,他希望同学们能多看书,广泛汲取各方面知识,这样对自己的专业也会有好处。
 
    当我们问起傅大夫从医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再给一次选择的机会是否还会选择正畸时,傅大夫很坚定的说他还是会选择正畸。因为这个专业本身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专业。现在他看过的病人已经有三代了。他毕业时给一个著名的舞蹈演员做过正畸,治了两年,他们也成了朋友。然后她有了儿子,牙齿也不好,傅大夫给他也做了矫治。现在她又有了孙子了,乳牙反he,又找到了傅大夫。傅大夫觉得能给广大患者解除牙齿美观和功能的困扰,带来美丽和自信,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业。
 
    最后我们请傅教授给医学后辈提出一些要求和期望,傅大夫说他感到首先要相信事物永远是发展的,我们也许认为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但他相信后来者一定比他好,历史、科学、学术的发展永远是这样,要认识到这一点,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他相信年轻人总会有出类拔萃的,虽然不可能说他培养的学生将来个个都成才,因为关键还在于个人的摸索和学习,要不仅限于从他这里学习和理解的东西,而是能够从各方面来获取知识,那么就会成功的。毛大夫50-70年代创立和发展了我国口腔正畸学科,他在美国进修学习时多带环固定矫治技术还不是美国的临床主要技术。回国后由于国内生产器材条件不成熟,进口材料昂贵,因此无法开展多带环固定矫治技术。但他预见到多带环固定矫正技术是重要的,因此在他生命最后时间,当傅大夫在病房照顾他时,他叮嘱傅大夫:我们要发展固定矫治技术。这充分显示出毛燮均教授的科学前瞻性。我们自80年代起,经过不懈努力,方丝弓系列矫正器在我国得到发展,成为临床上的主要矫正技术。同时在医教研各方面均获得进展。傅大夫认为,虽然目前我国口腔正畸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他坚定地相信,经过不断努力,一定能达到先进水平,他将这个希望寄托在我国年青一代正畸医师身上。
 
 
    访谈后记:当初接到访谈傅民魁教授的任务时,我们还有一丝疑虑,傅教授那么忙,能有时间接受我们学生的访谈吗?而当见到傅大夫时,所有疑虑全都消散了,因为他是那么平易近人,亲切的笑容让我们感觉不到一丝距离感;敏捷的思路,幽默的谈吐,真诚的话语令整个访谈进行的非常顺利。在这种融洽愉快的气氛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占用了傅老师近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中途傅教授曾接到一个电话,他对电话那边的人说:“我在接受学生的访谈,还需要很长时间,……,谢谢,我不去了”,傅老师给了我们相当的重视和充裕的时间,甚至将其他事情推开,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可敬的口腔医学前辈对我们这些后辈寄托的厚望,真诚的希望能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与后辈分享,期待我们能将中国的口腔事业传承、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在此向傅民魁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99-2班 陈斯 朱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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